拨开迷雾：张春桥历史问题探析

张春桥，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篇笔杆及首席理论指导者，举足轻重。

自1964年着手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中共中央众多重要文件与文章，要么由张春桥亲笔撰写，要么经过他关键的修订润色，诸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三家村”》、《五一六通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等，皆是如此。

即便是家喻户晓的林彪所撰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序言，亦由张起草并加以修订。而集中阐述文革理论的中共九大报告，起初由陈伯达执笔，毛泽东主席随后决定将其交由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至于中共十大报告，亦由张春桥亲自执笔完成。

1967年2月，张春桥与姚文元率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理论，至11月，该理论被进一步完善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完整体系。此外，他们还提出了“教育战线两个估计”、“全面专政论”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文革期间的代表性理论。因此，1975年，上海“四人帮”的追随者将张春桥的思想誉为“第四个里程碑”，这一评价并非空穴来风。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从未见到毛泽东比较严厉地批评张春桥。

另一方面，张春桥与姚文元、王洪文等新兴的文革新贵有所区别，他拥有抗战前夕投身革命的丰富经历。作为从延安走出的资深干部，张春桥的仕途是从基层逐步攀升的。他曾担任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员，延安陕北公学宣传科科长，以及《晋察冀日报》的总编辑。此后，他还历任石家庄市委秘书长，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并最终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要职。

生于1917年的他，在文革期间年约五十，与七十岁以上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相比，年龄上恰好保持了适当的差距。

以上种种因素，使得毛泽东曾经几次考虑过把张春桥作为接班人。一次，毛与林彪谈到林之后谁接班的问题，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引起了林的极大疑虑。

周恩来离世之际，1976年春，毛泽东在思考继任者人选时，亦曾将张春桥纳入考量。

毛泽东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张春桥作为接班人？张的历史问题是一个致命弱点，而且在文革后期的高层激烈斗争中成为一个隐秘焦点，至今仍然是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

1967年四月，上海城内掀起了一场名为“炮打张春桥”的狂潮。众多反对派群众团体所倚重的武器，便是张春桥过往被指控为“叛徒”的历史事实，以及他在1930年代以“狄克”这一笔名所撰写的文章，其中不乏对鲁迅的攻击之词。

1971年，林彪势力在《“571工程”纪要》中清晰记载道：

务必将张缉拿归案，紧接着，充分利用所有舆论资源，揭露其背叛行为的罪行。

“此乃林彪一伙对张春桥同志的诽谤与诬陷。”然而，未有任何依据支撑，此举实则等同于向世人宣告张的“叛徒”身份。

因此，当时中央就有人提出不要这样印发，但毛泽东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执意要这样做。

1973年4月9日，刚复出的邓小平、卓琳夫妇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看望周恩来。这是时隔七年之后两家人的第一次会面。“卓琳，此事切莫外传。”

1974年12月26日，周恩来在长沙与毛泽东单独谈话，周说，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只表示已经知道了。

1975年8月，病重垂危的康生曾对王海容与唐闻生坦言：

我恐怕时日无多。心中有一桩未了之事，恳请你们转达给主席知晓。江青与张春桥，在历史上均曾沦为叛徒。

我曾查阅过张春桥的档案，此行是由江青所嘱。据我所知，可派遣两人前往核实情况，一位是王观澜，另一位则是吴仲超。他们二人均能证实江青与张春桥系叛徒之实。

他还说，这事他在延安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

王、唐告知章含之此事。

同年十二月，生命垂危的康生出人意料地提出，欲前往医院探望同样久卧病榻的周恩来。救护车驶入院中，康生躺在担架上，面罩氧气，点滴输注，他艰难地与周恩来在私密房间内交谈了整整一小时。

偶尔进去的医护人员听到，他们在谈论江青、张春桥的叛徒历史。康生要周和他一起写报告给毛泽东，周认为康生作为中央副主席，完全可以单独给毛写报告。

1976年四月下旬，江青得知康生生前曾有过此举，于是便询问章含之，希望了解具体情况。

4月25日章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康生揭发江、张历史问题的报告。

5月13日，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章含之和她的丈夫、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把所有情况向中央五人小组汇报。

5月17日，乔与章一同向张春桥等五位成员组成的领导小组，面对面地汇报了康生所揭露的情况。

江青批示乔、章材料。

“这类问题终将水落石出，我拭目以待，看他们能否超越林彪。传闻中，他们的舰队无论是规模还是行动，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小舰队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他又宣称：“我定要吃得饱饱的，睡得香甜的，再打一场更加辉煌的胜仗！”

张春桥未写一字。

历经江、张历史纠纷的暗礁，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后，才揭开真相。在行动前夕，华国锋向汪东兴咨询，关于如何整理“四人帮”相关专案材料的建议。

汪胸有成竹地宣称，他已万事俱备，只需查阅档案，问题便迎刃而解。

10月7日，继“四人帮”被隔离的次日，华国锋向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发出手令，指令其前往中央组织部提取“四人帮”的机密历史档案。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由王张江姚专案组编制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明确指出：“经众多确凿证据的验证，事实已明确：张春桥系国民党特务。”主要依据是：“曾于济南正谊中学担任国民党特务角色”，“于一九三三年加入国民党复兴社旗下的法西斯组织——华蒂社”，“一九三五年抵达上海，受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令，投身于文化特务行动”，“狂热抵制鲁迅先生”，“捏造入党经历”。

但是，材料并未能证实“叛徒”说法──因为张春桥从来没有被捕过。这些虽然只是文革前的个人历史问题，但是，在文革那个依靠专案定性的时代，就成为可以左右接班人决策、改变国家历史的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张的历史问题进行一番考证。

02

1933年加入国民党

复兴社的法西斯组织华蒂社

1933年，年仅十六岁的张春桥，在济南的济南正谊中学（现今更名为济南艺术中学，亦称济南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就读二年级，彼时，他结识了一众志同道合的文友。

马吉峰，亦称马蜂，与吴稚声、王大同、丁里（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交往甚密，他们常聚一堂，畅谈文学创作。在大明湖畔的秋柳亭中，留下了他们屡屡驻足的足迹。

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济南高级中学的一名学生李树慈，找到了张春桥，希望能够创办一个名为“华蒂社”的文学社团，“华蒂”源自英文中的“WHAT”。

在1934年7月的《文学》月刊（一周年纪念特刊）中，对这一组织的情况进行了报道：

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的春日。初始时，社内汇聚了二三十位同仁，其中包括李树慈、金灿然、马蜂、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均为该社的创立者。

在华蒂社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社友人数已逾六十，我们成功发行了两份周刊以及一份月刊。

张春桥在《华蒂》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作品，其中创刊号上刊登了《银玲》，而在第一卷的第二期（即第二期）中，读者可以欣赏到他的另一篇佳作《秋》。

我于1933年在济南，经黄僖棠引荐，加入了“中华革命同志会”，此后该组织更名为复兴社。

在山东省，国民党复兴社的正副首领分别为秦启荣与黄僖棠。在1933年的春夏之际，黄僖棠向我授意，以编纂文艺刊物为诱因，意图吸纳、笼络一批青年学子，遂成立了“华蒂社”。

该组织由我、张春桥、马吉峰等共同发起成立。我们的刊物定名为《华蒂》，其中“华蒂”二字寓意“中华法西斯蒂”，旨在使该反动组织的政治立场更为鲜明。

复兴社给我的任务是：利用编这个所谓文艺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抵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

通过分发、推销《华蒂》刊物，跟学生联系交往，探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为复兴社提供情报。

张春桥作为“华蒂社”的核心成员，始终致力于推动该社团的壮大，并主动引荐陈庆璋加入“华蒂社”。

张仿效鲁迅屡次批判的“第三种人”风格，为《华蒂》杂志撰写了五至六篇文稿。他更是携带《华蒂》杂志穿梭于各所学校之间，进行分发与推广。

“中华民族复兴社”，通称“蓝衣社”，系国民党内部的一个秘密特务团体。关于张春桥是否了解并加入了复兴社，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

1955年11月20日，李树慈在向中央戏剧学院组织汇报有关“华蒂社”吸纳复兴社成员的情况时，曾言：

“往昔，我曾提议金灿然负责培养朱羲玉、余文明，以及由张春桥引领发展。然而，关于他们是否确实参与其中，我已无法确切回忆，无法作出肯定。不过，朱羲玉参与的几率似乎相对较高。”

不论张春桥是否曾加入复兴社，他对“华蒂社”遭受复兴社操控的背景已有了明确的认识。1944年，张春桥向党组织坦诚道：

我曾结识一位名为李树慈的朋友，他创立了一个文学社团，命名为“华蒂社”，据称其寓意为“WHAT”。然而，后来听闻他加入了蓝衣社，而“华蒂”实则指的是“中华法西斯蒂”。在此之前，我曾为他的刊物撰写过一篇关于1931年大水灾的文章。自此之后，我便不敢再与他有任何来往。

张春桥并未详尽透露其作为“华蒂社”创始人的全部信息。直至1956年，上海市委对其历史进行审查时，针对“华蒂社”一问，他才较为细致地进行了说明。

那是在一九三三年，我还是一名初中生。关于李树慈（笔名束丝）的结识，我已无法追忆是经由哪位友人引荐。在他创办《华蒂》月刊期间，他曾邀请一些当时的文学青年投稿，我也荣幸地被邀请，并为此撰写了一篇关于鲁西水灾的文章。依我记忆，那篇文章并无纰漏，以至于到了一九三七年，我还打算将其收录进一本小册子中，并予以出版。

尽管我的政治意识尚显薄弱，然而对于国民党，我并无太多好感。这一点，我在自传中已有详细阐述。然而回顾往昔，我对于李树慈这类人物，也未曾产生敌意，反而认为他不过是一位热衷文学的青年罢了。

不久，流言四起，声称李树慈与蓝衣社有所关联。我意识到撰写稿件于他可能是一场误会，遂决定中断与李树慈的交往。

我先前从未将其视为自身的一个问题。这反映出我对这一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

在1930年代复杂的社会中，十五六岁的青年学生初涉世事，并不能决定他们以后的道路和命运。如前面说到的金灿然，1938年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马列学院研究历史，任范文澜的助手，参加编写了著名的《中国通史简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在文革中遭受迫害，1972年含冤而逝。然而，即使在文革中给他扣上的种种罪名里，也没有“特务”这一项。

身为“华蒂社”的创始人，与众人一同踏上延安的革命征程，张春桥曾是新成立的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重要领导之一。然而，在文革的风暴中，他却转变成了无情打压昔日文友和战友的罪魁祸首。此事实再次证明，历史的评价并非仅凭早年的一时一事而定。

03

“从事文化特务”

“疯狂反对鲁迅”

1935年下半年，中共正式确立了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在此期间，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核心，包括周扬、夏衍等人士，深刻意识到左翼作家群体中确实存在着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因此，他们决定在年底主动解散“左联”，并着手筹备成立全新的“中国文艺家协会”。

鲁迅对于此现象产生了强烈的抵制情绪，他明确表示：“如今这派别已然解散，再组建什么协会之类的组织，我是坚决不会参与的。”他接着说：“即便联合国民党，那些曾经背叛的分子，也只会是热切欢迎的。”鲁迅自述：“我确实难以改变，即使意识到对敌人的仇恨可能是错误，也只好继续犯这样的错误……不去记恨旧怨，那又是什么话呢？”

1936年，争议公开。

6月7日，周扬发表了题为《关于国防文学》的论文，其中对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8月15日，冯雪峰代笔为鲁迅起草文稿，经鲁迅本人审阅与增订，最终发表了《答徐懋庸并论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文章中，鲁迅进一步鲜明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对“国防文学”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张春桥自始至终坚定地站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党组织的立场上，全力支持周扬所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1936年3月15日，他以“狄克”为笔名，在《大晚报》的副刊《火炬》上发表了批评《八月的乡村》的文章，文章标题为《我们亟需进行自我批判》。

鲁迅于四月十六日挥毫泼墨，撰写了《三月的租界》，用以进行有力的反驳。

彼时此类争论屡见不鲜，张文显然是紧随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党组织的步伐，即便后来抵达延安，他依旧坚信这是对“党的方针”的忠诚追随。

“无疑，狄克先生的‘推行自我批判’是一番好意，毕竟‘那些作家，毕竟是我们的一份子’。”

在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初期，周扬尚未获得平反之际，《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如此评述了张春桥与鲁迅之间的关联：

正是张春桥，在三十年代不遗余力地推广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与周扬等所谓的“四条汉子”同流合污，成为围攻鲁迅的急先锋，沦为民族与阶级敌人的忠实走狗。

在那份反动报纸《大晚报》上，他隐匿身份，化名为“狄克”，发表恶意诽谤，指责鲁迅“将一位优秀的作家推向了坟墓”，实则意图迫使鲁迅屈服于他们所主张的“国防文学”路线，乃至向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低头。

在那个时期，左翼作家群体与鲁迅之间的论战，其激烈程度远超张春桥的文风，涉及的议题亦更为深刻。其中，不乏被鲁迅痛斥为“昏蛋”者。显而易见，狄克的文稿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于是，张春桥依然在进步文化领域活跃参与各项活动，而“狄克”这一笔名亦屡次被其采用。

至于张文发表在由国民党特务崔万秋主笔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我们并不能断言张文是在其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当时，崔万秋以进步作家和报刊编辑的身份公开露面，而其秘密特务身份，仅有国民党内部少数人知情。因此，一些进步作家与他交往，并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文章，实属寻常。“国防文学”的口号，便是周扬于1934年10月27日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首次提出。

张春桥甫抵上海，便与崔万秋结为至交，并勤于为《大晚报》撰稿，以换取稿酬。在此期间，《大晚报》成为他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之一。

04

“伪造入党史”

涉及“伪造入党经历”的问题，尤为复杂，这一历史一直是张春桥心中难以向党组织明说的心结。

1935年，张春桥自济南迁往上海，寄居陈白尘宅邸期间，结识了一众进步文学人士。其中，有一位名叫尤兢的戏剧创作者，他便是日后更名为于伶的知名作家。

十月的一个午后，张春桥于生活书店购书完毕，恰逢尤兢偶遇，遂对他说：“咱们不妨在街巷中随意漫步一番。”

在轻松闲聊了一段时间，尤兢提议道：“你是否有意加入某个文艺组织？”

张春桥正深感无人发现其才华，便急切回应：“自然是心有所想，但不知有何人能为之引荐？”

“请允许我为您介绍。不久将有位访客前来造访，届时他手中将持有一份《申报》，您只需首先说出……便能顺利对接。他自会向您详细说明情况。”

张春桥满怀期待地等候了整整两天，终于，一位名叫陈鹤的人踏入了他的视野。令人惊喜的是，他被告知，自己将被邀请加入的那个团体，竟是赫赫有名的“左联”。他随即被要求撰写一份自传，以备审查之用。

张春桥大喜，立刻交上自传。

不久，他收到通知，获准成为“左联”的一员。此后，他还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然而，他主要参与的是“左联”的活动。

于“社联”之中，张春桥投身于一系列学习活动，主要研读拉比杜斯所著、李达译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恩格斯所著、吴黎平译制的《反杜林论》，以及沈志远撰写的《黑格尔与辩证法》。此外，他亦常就时事进行讨论，并积极参与示威游行。夜深人静之时，他更是毅然外出，张贴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标语。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就在狄克文章发表后不久的1936年4月，一个叫老宋的人忽然郑重地问张春桥：“你愿意不愿意参加共产党？”

张春桥答：“愿加入。”

张春桥早已洞察老宋的党员身份，然而无人明言，他亦不敢轻举妄动探询。

老宋告知：“不久之后，那位负责与您取得联系的泰国华侨林福生，将莅临“社联”与您进行交流。”

数日之后，林福生如约而至。他言道：“组织对你已有深入了解，你无需再撰写自传。”此外，他还向张春桥传达了党的誓词：对党的事业始终忠诚，严守党的机密。

数日之后，老宋通知张春桥前往杨树浦某位工人同志的家中召开会议。与会者共计四人，其中指定一位姓王的工人同志担任“支部书记”一职，而宣传工作则由张春桥同志负责。

就这样，未经审查、未撰写自传亦未填写表格，未经宣誓，更未经历入党前的预备期，张春桥竟出人意料地被吸纳为“中共党员”，随即晋升为“支部宣传委员”。

1937年8月13日，日军悍然对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中国驻军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击。至9月初，敌军已逼近北火车站，南站亦遭受严重破坏，唯有西站尚能维持通车。在此危急关头，冯雪峰、胡风等众多进步文化界人士纷纷准备撤离。

9月7日，老宋向张春桥透露，他即将前往后方履职，未来将有位姓王的同志与他取得联系。

张春桥迫切地询问：“可否前往济南？毕竟那是我熟悉的地方，人际交往广泛，语言沟通无障碍，有利于工作开展。”

老宋同意了。

日后，张春桥与老王有过两次会面。张春桥询问：关于前往济南转移组织关系的进展如何？

老王仅含糊以对：“当前正值战事，实在不便迁移，即便我前往江北，情形亦复如此。还请留下您的住址，待日后自会转达。”

9月13日，张春桥将行李与书籍暂存于黑丁宅中，随后踏上了驶离上海的列车。然而，济南的局势同样告急，日军已成功控制了黄河的北岸。

漫步于书店之中，张春桥偶然购得数份《救亡日报》。报上刊登了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林彪联名发布的招生公告，以及延安的通讯报道。文中提及，招生处分别设在三原、西安、延安三地，专门接待来自各地的报名者。

张春桥与父亲张开益商议前往延安之事，张开益表示：“若家族成员各奔东西，实在不便。那么，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呢？”

张春桥言道：“显而易见，国共间的合作恐难持久，未来天下将不再仅为蒋介石一人所独占。若日军入侵，你尚有可为之地，然而对我而言，却将大为不利。”

他又说道：“我打算将二弟秋桥一同带到延安，这样一来，家中也能减轻一些负担。”

经过两个晚上的深入交谈，张开益最终点头同意，慷慨地给予了张春桥一笔路费。

此时，济南城内人烟稀疏，显得格外寂静。张春桥便暂居于山东同乡赵君弼的家中。

12月中旬，张春桥向赵君弼透露了其将前往延安的打算。赵君弼回应道：“自当随你前往，而我则需留在此处继续奋斗。”

张春桥曾言：“你暂且留下继续工作，我将前往延安一游，看看那里的情形。若成效显著，自可继续前行；若不尽如人意，届时再返回寻找新的出路。”

徐州遭受日本飞机猛烈轰炸，张春桥便带领张秋桥自巨野启程，向南行进。途中，他们时而徒步，时而乘车，穿越鲁西平原，途经商丘，最终抵达开封。在开封，他们搭乘陇海铁路的火车，一路风尘仆仆，终于抵达西安，时值年底。

在西安，他们原本计划前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寻求联络，却意外发现汽车站正有开往延安的车票出售。于是，在1938年1月3日，他们果断买下了车票，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途。

1月7日，张春桥及其团队抵达了延安。他首先拜访了成仿吾。早在上海时期，张春桥便将亲自参与编辑的《文化新闻》寄往延安，并收到了以“石厚生”署名的成仿吾的鼓励信件。在济南作出前往延安的决定后，张春桥曾致信成仿吾，询问是否可行，然而在收到回复之前便已启程。

成仿吾对张春桥的记忆犹新。在听取详细情况介绍后，他毫不犹豫地同意将张秋桥纳入陕北公学学员队的行列。鉴于张春桥声称曾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仿吾便将他安排至陕甘边区政府招待所暂住，并指示他直接前往中央组织部，就个人组织问题进行商谈。

中央组织部的高级官员贾震与张春桥进行了数轮交流。张春桥提到，自他自上海迁至济南后，未将组织关系进行转接。贾震审阅了张春桥撰写的反省性自传，并要求其提交一份关于在上海工作经历以及失去组织关系的详细报告。随后，贾震询问张春桥：“你对当前的革命形势有何看法？”

张春桥忆及离济南之际，父亲那句担忧国共合作难以持久、家族将各奔东西的叮嘱，遂坚定地回应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国共合作。”言罢，他紧接着补充道：“我们要共同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所提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则指代其心中所构想的类似国共联合政府的共和制国家，二者名称的巧合纯属偶然。

于招待所滞留逾月，张春桥遂再度撰写了一份补充报告。

二月伊始，贾震告知他，鉴于缺乏正式的组织归属且无人可为其出具证明，故而无法恢复其组织关系。然而，他可以先行获得工作分配。

他肩负重任，被委派至陕北公学政治部，担任校刊编委会的秘书一职，从而得以紧随成仿吾的步伐，步入其身边。

为加强与已毕业陕北公学同窗的联系并扩大学校影响力，学校特地组建了陕北公学同学会。张春桥受命负责对外联络事宜，具体工作包括撰写回复信件及稿件，并将其投递至国民党统治区发表。

张春桥的“组织”疑团至今未解。他的胞弟秋桥亦于3月间火速加入党组织，而他本人却依旧维持着“党外人士”的身份。他四处奔走，联络了昔日在上海共事的同志，甚至寻访了当时上海党组织的最高领导周扬，尽管如此，他们均未能提供确凿的证明。

在上海那段时期，他曾于梅益同志的家中与张春桥有过一面之缘，并了解到张春桥投身于革命文学运动。然而，鉴于当时党组织关系错综复杂，无法确凿证明其党员身份。

张春桥不能再等下去了。8月，由陕北公学校部秘书、党支部书记顾光斗和陕北公学同学会工作的党小组长雄飞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之前是否入党？

1950年十月，当张春桥正着手填写《华东军政委人事局制职员简历表》之际，他依旧执着地笔录道：

1936年四月，在吴成志和林福生的引荐下，我在上海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1938年8月，在延安，经顾光斗与雄飞两位同志的引荐，我得以重新加入党组织。翌年二月，正式转为正式党员。

1955年11月，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代理书记之职后，便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申请，希望能对其自1936年4月起所累积的党龄予以正式确认。同时，他还恳请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林业厅厅长的宋振鼎——他称之为“吴成志”——为他出具一份证明材料。

然而，调查的结果并未如他所期待。宋振鼎只是模糊地回应道：

张春桥同志在上海任职期间，确实曾积极参与社会科学者联盟的活动。

关于张春桥的入党时间，我已无法确切回忆（但大致应与抗战爆发相去不远），或许是在一九三七年，而非一九三六年。当时上海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方面极为严谨，通常仅将新成员安排在党外进行工作，尽管发展程序并不完备。我仅记得，张春桥的入党系经党组织批准，由吴仲超告知我其入党获准，过程中既没有指定明确的介绍人，亦未填写入党表格。

这番话中蕴含着诸多矛盾之处。宋一方面宣称当时“对发展党员的审查尤为严格”，

再言“赞同张同志入党，却既未指定明确的介绍人，亦未填写相关表格”。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填写入党表格时，张春桥亲自标注的入党介绍人为“吴成志”。然而，他却否认自己曾有过入党介绍人或填写过相关表格。因此，关于张春桥的“组织关系”未迁至济南，这一现象便不难理解。显而易见，既然他当时未曾撰写入党申请、填写表格，亦未提交个人自传，那么他实际上并无所谓的“组织关系”可供转移。

寻访彼时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的吴仲超先生，他的一番话语，颇具深意，值得细细品味。

我与张春桥同志素未谋面，因而彼此不识。直至解放后迁至上海，方才得以相识。至于张春桥同志何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为何在1937年抵达济南后未及时转接组织关系，这些细节我已无法确切回忆。

当时的情形如下，我于1936年2月从狱中释放后抵达上海，不久便结识了宋振鼎同志。我们当时均在寻找与党的联系。直至1936年下半年，我才在张执一同志的介绍下，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组建了绸厂工作委员会，自那时起，党的工作便重新展开。宋振鼎同志出狱后，在上海曾联络到一些曾经脱离党的同志，而在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后，他的党籍得以恢复。

他最终强调道：“若宋振鼎同志所述，张春桥同志系我党成员，则张春桥同志的入党时间理应定于1936年年底或次年年初。”

从这些话中，分析得出以下事实：

起初，吴仲超在建国之前未曾与张春桥有过面识，目前亦无证据表明张春桥曾加入党组织。他仅仅是提到：“若宋振鼎同志所言，张春桥同志已入党。”此言实则是对宋振鼎所述“吴仲超通知我，并同意张入党”一说的直接反驳。

再者，吴仲超与宋振鼎在1936年4月均无法促成张同志的入党，此因二人当时尚未与党组织建立联系。

鉴于张春桥当时已担任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代书记一职，吴仲超的回答虽略显含糊，却也在情理之中，毕竟保持了一定的事实准确性。

经过几日的深思熟虑，我仍无法确定确切日期。我依稀记得当时身着夹克，细雨绵绵。我坚信那是一九三六年的春天。然而，我现在怀疑自己可能记错了，正确的日期或许是一九三六年的秋季，亦或是一九三七年的春季。尽管我确实记得当时穿着夹克，但这两个时间点我都无法排除。至于为何将一九三七年的记忆误作了一九三六年，时至今日，我仍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我对记取时间节点的能力相当薄弱，以至于如今，无论是自己、父母还是孩子的生日，我总是不是忘了询问就是询问后随即忘记，这实在令人苦恼。我希望从记不清自己入党那天的教训中觉醒，从此认真对待此类重要时刻。

为了与“4月”相契合，他迅速为自己确立了一个全新的身份——未曾言明的“1937年4月入党”。自此，他据此修订了自己的个人历史。

然而，这一点实难令人信服。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日、月的记忆或许会出现偏差，但记错年份的情况却较为罕见。对于一般事务，人们容易遗忘细节，但涉及个人政治生命的关键事件，如入党，人们不太可能对时间节点产生错误记忆。

张春桥对于自己少年时期的具体经历，包括何时何地发表了哪篇文章，都能详细回忆，如同数家珍。然而，对于入党时间的记忆，他却显得模糊不清，这一政治生涯的起点，竟然让他难以准确回忆。尽管他多次自责“能力不足”，但这依旧让人对他的记忆力产生了深深的疑问。

事实上，关于张春桥“1936年4月入党”的提法并非毫无根据。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错综复杂状况。

红军长征之后，上海地区的中共党组织与中央领导机构中断了联系。直至1936年5月，冯雪峰受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周恩来之命，重返上海，作为中央特派员，这才开启了重建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历史进程。

在此之前，在上海自然存在或自行建立的党组织，有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等近十个系统，冯雪峰都分别进行了考察和处理，贯彻了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方针。

他陆续通过王尧山等人，与部分曾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党员取得联系，指示他们暂以个人身份，依据中央政策开展活动。这一状况持续至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遣刘晓前往上海，负责筹备中共江苏省委的成立为止。

张春桥加入了哪一团体？这一谜题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以完全揭晓。

1976年10月18日，吴仲超所撰写的材料中明确指出：

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与若干同仁共同组建了一处预备党员委员会，然而，该组织性质非法。经我通知宋振鼎，该委员会已被正式宣布予以解散。

解放初期，我与张春桥并无相识。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方是从那些外调的青年人中得知，原来在那个委员会中，竟有张春桥的身影。

12月25日，宋振鼎揭发材料称：

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成志）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为预备党员。

该团体缺乏党的组织领导，系自行组建而成。成立初期，上海党组织派遣吴仲超与我进行交谈，指出该组织属于非法性质，并要求我即刻予以解散。

我们即刻宣布解散，并将这一消息传达给了所有与会人员，同时亦通知了张春桥。自此之后，我未曾再向党组织推荐张春桥加入。

原来，张春桥1936年4月加入的是由一些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自行成立的组织，并非正式的中共组织。未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而成立，根据党章当然是非法的，被解散也是正确的。因此，张春桥在上海根本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

05

关于“叛徒”

当然，尽管这批集结而成的群体并非党组织，然而，我们亦不宜轻率地断言张春桥“伪造入党记录”，更不用说将其冠以“叛徒”之名。鉴于此，1956年，中共上海市委经过审查，最终作出决定：恢复张春桥自1937年4月至1938年8月重新入党前的党籍。

因此，我们亦可知，康生所提出的吴仲超知晓张春桥为叛徒的说法，亦缺乏依据。吴仲超无论是在张春桥担任要职期间，还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都一贯坚称，在建国之前与他并不相识。

至于康生所提及的另一位证人王观澜，其与江青有所关联，却与张春桥无涉。在1977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四人帮”罪证材料中，指控江青为“叛徒”的唯一证据，便是来自农业部人事司副司长、王观澜之妻徐明清的供述。江青曾在1934年，在徐明清的领导下投身于革命事业。

然而，徐后来提交了更正材料，明确指出她所揭露的“江青是叛徒”的相关资料，实为专案组人员口述，她仅是被迫执笔记录。她坚决否认该材料能够证实“江青是叛徒”的指控。

张春桥的核心问题并非在于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尽管他已接到解散该组织的通知，他却仍旧在漫长的岁月中坚称自己曾加入过党组织。

他为什么要坚持这样说呢？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促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党组织得到了大规模发展，此前和此后的中共党员在建国后的政治待遇是有较大差别的。如果能将自己的党龄推到“七七事变”以前，将会是一种政治资本。

张春桥虽一时达成了目的——将入党时间追溯至1937年4月，却不可避免地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向党组织隐瞒了其历史真相。这一行为日后演变成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历史性争议。

尽管张春桥在历史上存在一些争议，但他并非叛徒亦非国民党特务。事实上，这些问题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得到了充分交代，并有相应的组织结论予以确认。

文革中，林彪集团要向全国昭示张的“叛徒”历史，康生根据毛批评“四人帮”的风向来揭发张是“叛徒”，周恩来多次以“叛徒”和“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来阻止毛对张的信用，都是当时特定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也取得了成功——毛泽东最终没有把最高权力托付给张春桥。

张春桥问题值得深思。

“洪太尉误走妖魔”。此段叙述了宋朝时期，洪太尉受命前往华山进香，却不幸触犯天条，无意间释放了众多妖魔鬼怪，从而引发了天下的动荡与纷扰。

那么，究竟张春桥、姚文元原本就是“妖魔鬼怪”，放他们出笼才掀起了文革？还是文革的特定环境揭去了民主、法制的“天条”，使得一些虽然有严重问题但还不至于是“敌人”的人野心急剧膨胀，得以为所欲为，终于变为“妖魔鬼怪”？

诸多资料与作品，如叶永烈的《张春桥传》，将张春桥描绘成自幼即劣迹斑斑的恶徒，声称其踏入革命行列实为潜入的“阶级异己”分子——年仅十六岁便投身法西斯组织，十八岁时便受国民党特务之命，对鲁迅发起攻击……

不论事实真相如何，单是这种思维定式本身，便足以将一个复杂的问题导向简化的误判。

这依旧沿袭着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诚然，在撰写传记时，这无疑是最便捷、最稳妥的途径。然而，这种方法不仅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而且难以引发深刻的思考。

在《资本论》的序言中，马克思曾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论述：

我坚决摒弃以玫瑰色的滤镜来描绘资本家与地主的形象。然而，在此文中涉及的角色，不过是在经济领域中的人格象征，他们代表了特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载体。在我看来，经济社会的形态演进，应被视为一种自然的史前进程。不论个人在主观上如何试图超脱于各种关系之外，他们在社会层面始终是这些关系的产物。与任何其他观点相较，我的立场更是强调，个人无需对这种社会关系承担责任。

张春桥的出现，亦是历史现象。在“左”倾思潮盛行的氛围中，唯有此类人物方能脱颖而出，平步青云。只要具备了这样的土壤与氛围，即便没有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人存在，也难免会催生出“赵春桥”、“钱文元”等类似角色。这并非由他们早期的个人活动经历所必然决定。这更是一种“自然史”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