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重生！算法时代的叙事权争夺战与数字治理新挑战

很多人以为，神话只属于古典年代，其实它在现代也有现实的影子。不同的是，过去的神话由祭司编织，如今的神话从数据里长出来。信息与权力合谋，新的“万神殿”就会开门迎客。

权力与神话：从一座城到一座峰

在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共和国，1936年是一个节点。总统拉斐尔·特鲁希略决定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到国土的骨骼上——首都圣多明各改名“特鲁希略城”，最高峰杜阿尔特峰也一度被改作“特鲁希略峰”。街道上的车牌写着“特鲁希略万岁”，教堂门口贴出“上帝在天上，特鲁希略在地上”的标语。权力并非满足于统治，它还渴望形而上的认可，把崇拜写入地理，把个人神话化为国民的日常。若把这一切放到今天的屏幕上，你会发现更省事的手法：不必更换车牌，不必制作标语，批量生成视频、推送到每部手机，算法会接过宣传机构的工作，一次次把某个版本的现实灌进人心。

虚拟偶像与宗教规模的奇异对照

权力制造神话，市场也制造。一位日本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诞生于2007年。她的形象、音乐可以无限复制，粉丝据说已达一亿级别——比锡克教和犹太教的信徒数量更高，低于道教。这组看似轻佻的比较，提示了一条不容忽视的社会学事实：当技术与文化消费合流，规模本身就会成为新“神性”的来源。传统宗教的组织和仪式要求时间与空间的投入，数字偶像则只需一块屏幕和一点带宽。从成本到速度的迭代，成了信仰式追随产生的土壤。如果一家AI公司能批量生成一万名虚拟偶像、再造一万名意见领袖，它就有能力在信息生态里开辟一万间神祠，把分散的人们召集进各自的“茧房”。

从一次晕倒到无尽的怀疑链

这种神祠不是空洞的比喻。新冠疫情期间，护士蒂凡尼·多弗在接种疫苗后接受采访，现场晕倒。随后出现一种流言：她因疫苗而死亡。后来她录制视频公开澄清，仍有不少人逐帧分析，声称视频是伪造，真正的她已经不在人世。这样的怀疑链条并不依赖证据，而依赖传播的惯性——第一批受影响的人开始在网络上以“辟谣”的名义反复评论、转发，后续群体被他们的声音带动，新的“故事”就此成形。在心理层面，这类故事满足了人的叙事需要；在技术层面，推荐算法把高互动的内容送得更远。当个人动机与平台逻辑彼此叠加，一个“主体间现实”的框架就开始起作用：多人共享的想象，逐渐取代了事实，被当成真实的公共版本。

“世界祛魅”的后果：梗的繁殖与神话的替换

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宣告“上帝死了”之后，现代人不意味着就不再需要神话。马克斯·韦伯讲过“祛魅”的命题：理性化把终极意义从公共生活中驱逐，伟大叙事退却到私人友爱、秘密体验，社会只剩下程序、规则与效率。一个吊诡的场景出现了——梗接替了神话。它柔软，好记，消费友好，碎片化，却又能依靠网络聚拢成声势。用这个视角回望特鲁希略的个人崇拜，会发现过去那种“巍峨壮美”的权力叙事要靠出入仪式和硬件，更像是一种古典工程；现在的数字世界里，叙事被压扁成短视频和图片，速度成为尺度，梗成为燃料。

时间的尺度之变：一秒钟的两种寿命

速度不仅改变叙事，也改变政治与监管的节奏。科幻作品《中国2185》描写了一个极端的场景：人的意识上传到数字世界，与现实人通信时，一封信里含着巨大的时间差。在高速集成电路中，每秒有几亿次脉冲，一个数字世界里的“一秒”相当于现实里的七百多个小时。那个世界的“两个小时”，已经度过了六百多年，拥有近一亿人口，公民的年龄是八百五十三岁。无论这是一种文学夸张还是技术隐喻，它都表达了一个关键事实：不同的世界，时间流速不同；不同的知识体系，更新周期不同。当一个领域每半年需要重建知识架构，另一个领域仍在吟唱《荷马史诗》、阅读柏拉图时，两个共同体必然发生认知错位，随之出现治理的失灵。

制度的反差：听证会里的尴尬对白

美国是运作两百多年的成熟共和国，但一次科技公司听证会上的对话，凸显了这种错位的日常面貌。参议员问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你们到底存了多少类别的数据？另一个参议员追问：能不能打个电话让你们给他看约翰·肯尼迪的文件？还有人问：既然不靠贩卖数据盈利，是否靠基于数据的广告盈利？这些问题，更像是在问“如何操作脸书”，而非如何治理一个算法驱动的生态。扎克伯格回答“数据广告是基本商业模式”，在技术与制度之间拉出一道浅沟。这一幕不只是个段子，它提醒我们：当监管者未掌握被监管对象的知识结构，监管会失速，即便民主的程序健全，治理依旧可能无效。

国家与平台的两难：外生规则的瓶颈

传统国家机器拾起一个直觉方案：加强监管，不断监管。但数字世界每天产生上万太字节的数据，而法律以纸页的速度前行，双方运行在不同时间尺度。这种不匹配，并不指向“不要监管”，而是指向一种对路径的重新发问：仅靠外生的规则，能否把一个快速迭代的算法社会稳住？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需要在代码层面形成具有约束性的内生机制——一种天生属于程序员和网络用户的解决方案，能被写入系统、自动执行、持续修正，才能触及隐私保护、算法透明与权力边界。

阴谋论与个人崇拜的相互映照

把这条思路转回“阴谋论的繁殖”和“个人崇拜的培养”，会看到它们并非绝对对立。特鲁希略的时代靠硬件和制度造神，数字时代靠算法和梗造神。一个国家掌握了生成式AI，完全可能以更低成本重复过去的工程——把“特鲁希略城”的逻辑展开为海量视频和定制化推荐。另平台上的民间力量也能制造故事，集结资金与关注，把阴谋论的碎片缝成一张幕布。两者在逻辑上相似：重复、可见性与背书。区别在于，前者来自权力的中心，后者源自网络的边缘；一旦技术消除边界，这两种生产线会相互借力。

梗与信仰的心理机制

为什么这类神话有效？一个心理层面的解释是，现代社会的意义贫困与信息过载同时发生。人们寻求叙事的安慰，梗提供了最易消化的“解释框架”。韦伯所言“世界祛魅”之后，古典共同体的精神不再燃烧为“燎原烈火”，而只在最小的圈子里微弱搏动。技术就充当了一个新的神话生产者。它对宏伟的叙事无能，但却擅长制造无数小型的、可消费的神。AI若能量产上万神像，万神殿便能被铺成大道，行走其上的，是被算法分发的信众。

当事人的知识与角色

在这个主题上，中国学者张笑宇提出的观察耐人寻味。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著有《技术与文明》《商贸与文明》《产业与文明》《世界之中》，曾获第一届亚洲图书奖和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他指出，今天的监管实践往往只能证明传统知识精英对数字世界的无知，以及制度对现实速度的疲弱。如果要避免一个“数字极权”，仅靠公权力设置法律框架不够，还必须寻找一种“天然是数字的”方案。技术问题需要技术的自洽解决路径，这不是价值上的让步，而是时间与机制上的适配。

制度小科普：为什么外生监管难以奏效

在古典法治结构里，规则依靠立法、司法与行政三环协作，周期长、审慎、重程序。它适合稳定的社会结构，如土地、财产与身体的权利保护。数字世界的运行方式不同：算法根据用户行为实时更新，模型每几周或几个月迭代一次，平台的商业逻辑依赖速度与规模。法律的“慢”，与技术的“快”，并非谁错谁对，而是各自的本质决定的。如果把慢的工具硬塞进快的机器，结果就是听证会上那种尴尬的对话。对于算法的治理，需要把规则写进代码——例如可验证的透明度、可审计的日志、对数据访问的细粒度控制，以及对模型行为的自动化约束。这类机制不是对法律的替代，而是法律在数字环境中的“可执行化”。

从历史到现实的转圜

把特鲁希略的改名工程、初音未来的粉丝帝国、护士晕倒后的谣言链条、美国参议员与扎克伯格的对话、数字世界里的“时间裂缝”串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一条相通的线：叙事权力不断迁移，手段从硬件变成软件，速度从年计变成秒计。神话并没有死，只是换了服装。它既可能由国家生产，也可能由市场喂养；既能温和地伴随消费娱乐，也能煽动对立与仇恨。面对这样的世界，历史给予的教训是：凡崇拜的机制，都需要边界；凡叙事的权力，都需要制衡。边界与制衡如果不能内生于技术，就难以在速度上追上技术。

尾声里的一点希望

如果未来的AI公司真的可以量产一万套阴谋论、一万套信息茧房，人类的共同体还会存在吗？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实的可能。正因如此，今天就需要练习一套新技能：在代码与制度之间搭桥，让规则的精神能被机器理解；让透明度不止是宣言，而是接口与日志；让责任不止是道德训诫，而是可追踪的路径。那时，神话仍会存在，但它不至于把世界撕裂成互不理解的藩篱。人类的叙事需要被保护，算法的速度需要被约束。我们不必回到神权政治，也不该停在技术乌托邦之间的空地上。最难的路往往是最必要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