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绿江暗流涌动！中朝河界变迁引发边界规则与利益博弈新思考

发布日期：2025-10-09 07:23点击次数：80

鸭绿江的水，年年岁岁看似温顺，夜里却悄悄搬动沙砾，把河心的滩涂往下游推，又一点点啃噬着岸线。丹东人对这种“暗流”有切肤之痛：2022年港口航道变窄，吞吐量下滑了15%，不少货船只好绕去大连，物流成本一下子高出三成。到了2023年，沿江三十个村子因土地被水夺走，只能整体搬迁。民意里有焦急——不只是经济吃紧，更关乎地域尊严与家园所在。问题被摆上台面：一条在1962年就被条约钉牢的界河，是否要因为自然变动而重谈旧账？

河流的手，条约的尺

半个多世纪前的《中朝边界条约》，出发点是让东北边防不再成为牵挂。冷战里，稳定一条界河就像在寒风中点亮门前的灯。条约之后，1964年的《中朝边界议定书》补充了不少技术细节，却留下了一个关键空白：如果河道日后变化，边界线要不要随之调整？这一点没有写死，埋下了今天“规则静止、地理流动”的矛盾。

河水不会读条文。自明代以来，鸭绿江下游的河面，由当年的约三公里，扩展到如今的八公里左右。泥沙裹挟着土壤向下堆叠，岛屿越淤越大，岸滩却不断后退。1972到1975年的一次联合勘界，足可见这股自然之力的强横——统计一来，中国一侧登记在册的岛屿数量，竟较以往减少了七成。这并非哪个人动的手脚，而是河道形态重组后，“岛”与“滩”的分类随之变化，许多昔日点点星罗的小岛，在大水年成里被连成了片。

更早时候的边界处理，还涉及另一个焦点——长白山天池的归属。朝鲜一方曾主张天池全归己有，最后达成的折中是按近似五五开再微调的方式划分，具体比例分为54.5%与45.5%。界河上的岛屿则按“谁祖上耕过地”来认同归属，205个岛屿逐个核定，像薪岛、绸缎岛这类因为日占时期朝鲜人耕作而被划归朝方的案例，并不少见。以当时的现实条件这样的归属逻辑既讲历史连续，也尽量尊重民众生活。但当泥沙在几十年里把河心地貌改得面目全非，先前“谁种、谁住”的证据就容易模糊。

动态地理与静态法理的摩擦

国际法并不对河流变化视而不见。界河划界通行有两种技术基准：一是河中线，二是“主航道深槽线”（即所谓的“主航道线”或“河槽线”）。如果条约写明“以主航道为界”，随着河床缓慢迁移，边界也常常跟着“顺流而动”；若条约把边界坐标钉死在地图上，则更偏向“静态边界”。鸭绿江的做法接近后者，但1964年的议定书并未给出遇到河道变迁时的自动调整机制，结果就像把一把硬尺按在一条会呼吸的水体上。

裁判实践也有可资参照之处。2014年，尼加拉瓜与哥伦比亚因海域划界诉至国际法院，法庭明确承认自然变迁可构成重新谈判的理由。非洲内陆的尼日尔与乍得，亦因乍得湖萎缩，重新校正了边界线段。这些案例都在提醒：法律的权威不在于不变，而在于能否以规则、程序吸纳变化。正因如此，中国外交部门在2023年的公开表述里，一方面强调条约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提出要共同维护边界稳定——这不是对边界线轻易起笔，而是给“可以谈、也要稳”的工作路径留下一丝余地。

谁在受益，谁在付出

不同岸线下，是不同的利害表。朝鲜一侧从这轮泥沙成陆中得到了看得见的收益：一些原本不起眼的小岛，摇身一变成为经济特区的载体。薪岛郡对外公布吸引了12亿美元外资，还与中国展开港口合作。土地一旦长成尺度，就能承载更多政策与资本，于是“地理红利”也变成谈判桌上的筹码。

中国这一侧，则正与港航现实作艰难拉扯。丹东港的紧缩让东北腹地外贸节奏被迫降速，一条长长的供应链上，运输、仓储、外贸企业齐齐承压。更近身的，是被迫搬家的村民们。对他们来说，界河是否重谈或许太远，但“今年地又被吃了一块”格外真切。地方政府一边做补偿安置，一边盯着航道图，盼着疏浚早日缓解瓶颈。

安全与情感的双重压力

东北边境并非只有地理与经济。抗美援朝的记忆仍在，丹东境内分布着138座烈士陵园，这是一条触动不得的情感底线。民意对领土的敏感可从网络民调窥见：2023年的一项网上调查显示，68%的参与者反对任何形式的领土让步。情绪背后，是对“血脉与疆界”的朴素守望。

但现实的盘面更大。中朝之间并非只有鸭绿江，罗先特区今天已是东北外贸的重要出海口，2024年双边边境贸易额突破了50亿美元，说明两国在经贸层面并非对立。区域能源通道的布局也牵动着北方安全链条，一旦边境摩擦加剧，能源与物流的稳定首当其冲。这种“情感与国计”的双重叠压，使任何举措都需要更细致的拿捏。

谈，还是不谈

要不要把旧账翻出来，答案从来不只取决于一方。朝鲜历来擅长“进退有据”的博弈术：当对半岛局势的稳定诉求增大时，它更可能把边界议题当作权衡砝码。若谈判桌上彼此难以就原则与方法形成共识，朝方不排除提升“实际控制”的宣示力度，由此对中国渔业、航道和边防造成压力。外部环境也不平静，美日与韩国的地区布局在升温，一旦把中朝之间的技术性争议炒成政治议题，局面会更为复杂。

因此，谈判不应被理解为单一路径。更稳妥的办法，是在“谈或不谈”之外预先布局多条支线，先把易达成的、技术性的工事做好，把急需的经济血脉打通，再在有利的节奏里推进更高层次的磋商。

先手的技术解与合作棋

技术手段是眼前可动用的第一把钥匙。鸭绿江西水道的疏浚工程已经在2024年列入预算，投入约二十亿元人民币，目标是尽快恢复丹东港的通航能力。河工从来讲究“顺水而为”，通过整治支汊、清障深槽、构筑导流墩，可以把主航道的水能“牵回”更利民的一侧，至少先稳住港航这口饭。

合作层面的想象空间也不少。中哈在1998年曾以土地置换的方式化解边界分歧，留下了“先合法理框架、再清单化微调”的程序经验。放在鸭绿江，未尝不能设想“以岛换港”的功能等价，或在河心岛屿上探索共管开发、利益分成的方案；先把收益做大，再在收益里分账，常常比先定一条线更具可操作性。更广的区域内，中国与俄朝正推动图们江的区域开发，把“边界对线”转化为“边界对接”，也能弱化零和心态，为“河海联动”的通道建设积累合作默契。

对照与借鉴

回看别的边境，大国的稳与变并不矛盾。中印在1962年冲突之后，通过管控分歧、设立多层次会晤与边境事务谈判机制，维持了长期的相对稳定，“设防更设线、设线更设规则”的经验值得借鉴。界河治理上，“河床侵蚀属突变（所谓‘暴涨暴落’）与河岸淤积属渐变”的法理区分，历来被国际判例采纳。把这些常识转为双边可执行的条款与图件，需要时间，也需要彼此对现实的同理。

再把目光转回鸭绿江，河床变宽、岛屿增大是既成事实，前述205个岛屿的归属一度以耕作历史为据，如今可考虑引入“生态修复与人居保障”的新维度。在中国岸线受侵蚀最严重的河段设立联合巡护与应急修复机制，边界不动、治理同做；在航运要道上设共同的航标与应急救援体系，确保船只安全优先于争执。正如兵书所言，“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对界河的管理同样需要在原则不变中运用机谋。

法理与政治并行

有了国际法院的先例支撑，自然变迁可以成为重新磋商的起点，但不是唯一选项。中国方面已经用官方话语强调条约的约束力，同时释放“共同维护边界稳定”的信号，这为“技术先行、法理随后、政治兜底”的路径提供了空间。朝鲜方面通过薪岛郡等平台吸纳投资、发展港产合作，说明它也希望把地理增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在双方经贸数据已经上行、2024年边贸额突破五十亿美元的背景下，若能把边界议题嵌入更大的互利框架，谈判的风险会被收益对冲掉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