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视野中的国共抗战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定抵抗，这是自近代以来，我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所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为惨重的民族解放斗争。该战争不仅标志着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首次全面胜利，更一举击碎了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殖民奴役我国的野心，洗刷了近代以来我国在抗击外来侵略中屡遭败绩的民族耻辱。这一辉煌的胜利，不仅是全民族抗战的成果，更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表现与作用，众说纷纭。接下来，让我们从美国学者的视角，一窥他们对国共抗战的看法。

在当今世界，探讨中国历史的权威之作非《剑桥中国史》莫属。这部著作由西方学者集体编纂，传承了西方汉学研究一贯秉持的严谨态度，广泛征引文献资料，并特别注重对文献的辨伪与考证。鉴于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差异，该书在诸多历史议题上提出了新颖的观点和疑问，其中有些问题或许早已司空见惯，而我们却未曾深思。这些源自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见解，无疑有助于拓展我们的思维，开阔我们的视野。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是《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中的第13卷的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该书内容涉及国际关系、共产主义运动、国民党政权、中日战争、国共冲突，以及该时期的文化、教育等等。据译者介绍，该中译本未作删改。

曾执掌美国历史学会宝座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作为我国知名的汉学泰斗，享有盛誉。《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他对抗日战争的叙述尤为简洁而深刻。

帕特里夏·巴克利（Patricia Buckley）女士系美国研究中国历史领域的新锐学者。其所著《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业内外人士普遍认为，它终将跻身经典之作。虽然书中对抗战的描述篇幅有限，但其中的要点阐述却极为透彻。

以下为三部著作中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核心观点摘录。在引文之后，括号内的标注分别以“剑桥”指代《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史景迁”代表《追寻现代中国》，“伊佩霞”则对应《剑桥插图中国史》。

◆左起：《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 下卷》、史景迁著《追寻现代中国》、伊佩霞著《剑桥插图中国史》。

国共抗战初期表现积极。

不妨首先回顾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所展现的风采，这一阶段的历史主要围绕着西安事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以及迁都重庆等重要事件展开。

“蒋介石曾经长期力图避免敌对行动。”“因此他曾默认日本侵占东北四省（满洲），缔结消除国民党在华北影响的停战协定，并屈服于日本的压力，镇压反日的学生运动。然而，从1935年晚些时候开始，反日情绪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致使国民政府觉得对日反应非强硬不可。于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逐步开始了战争的准备。他大概口头许诺过他将抵抗外来侵略，换取了西安获释。”（剑桥）

“蒋介石的政策始终秉持着‘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原则，直至1936年，一场政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对其既定方针进行了调整。”（伊佩霞）

“因此，蒋介石毅然承担了他一生中最大、最具争议的一次冒险。他选择了将战争的主战场从华北迁移至上海。”“在靠近外国社区密集区域作战，自然引发了西方列强的关注与同情，甚至可能引发干涉。尽管一些亲国民党的作家仍称蒋的此举为一场巨大的胜利，但所承受的损失可能远超他的预期。”“中国军队撤退至南京。然而，他们的撤退异常混乱，竟然没有在无锡附近的沪宁铁路上，按照德国兴登堡防线模式精心构筑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前停下脚步。”“次月，南京大屠杀的惨剧发生，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正认真考虑接受日本的一项和平提议。”“南京的惨案加深了中国人民的抗争决心，而在1938年1月，近卫内阁宣布将不再以蒋介石为对手。无论蒋介石有何种计划，此时他别无选择，唯有继续战斗。”（剑桥）

蒋介石在这场关乎军事与战略的豪赌中，毅然决定对上海之日本驻军发起攻势，意图借此牵制华北战场的日军行动。（史景迁）十一日的清晨，我国守军启动了向西的撤退行动，然而由于纪律松懈，未能坚守无锡事先构筑的防御工事，最终不得不直接撤退至首都南京。（史景迁）

（自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之后）蒋介石的态度并未呈现出颓废之色。他满怀信心地宣称，撤离武汉“标志着我们由守转攻的战略转折”。尽管这一言论看似过于乐观，然而即便是日本人亦不得不承认，未能于武汉之战中彻底击溃国民党军队，使他们失去了速战速决的良机。（引自剑桥）

“至一九三八年岁末，武汉沦陷，这标志着日军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行动告一段落。此前，日本军部曾预计最多能在中国战场部署二十五万战斗部队，但实际情况表明这一计划并不可行，反而陷入了越战越深的不利境地。”（史景迁）

看看共产党表现。

“在西安事变之后，毛泽东的思考核心在于如何确保蒋介石持续进行抗战，并探讨若蒋介石与日本达成和解，中共将如何独立坚持战斗并最终赢得革命胜利。鉴于我军在军事上处于弱势，唯有广泛动员群众，建立、保卫和扩大根据地，方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加速全国性革命高潮的到来。抗日战争的总战略，如同以往内战的战略，必须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切断城市生存的根基，进而引导革命走向城市。同时，农村的社会革命则由我党军队守护，并遵循党的群众路线，持续取得进步。”“此时，国民党人正被驱逐出他们财富和权力最集中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此过程中，他们失去了大量精锐部队。而与此同时，我党却在日军战线后方广阔的农村地区悄然渗透，扩张势力，赢得民众的支持。”（剑桥）

从所列事实可见，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交战，固然存在蒋介石寄望于西方列强介入的侥幸心态及其他诸如消极防御等错误的军事策略等不利因素，然而，它终究击碎了日军“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幻想。与此同时，若没有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英勇抵抗，敌后战场的共产党游击战也难以顺利进行。然而，以大半个中国的领土换取了1年零3个月的宝贵时间，中国付出了超过百万同胞的生命代价，将时间与代价相较，所失之地域过于宽广，中国人民所承受的灾难亦过于深重。

延安是中国人心中的明灯。

自武汉沦陷，抗日战争步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因摒弃民众，片面推行抗战，弊端日益加剧。相较之下，共产党践行全面抗战路线，赢得了愈发广泛的民众支持。共产党的日益壮大，亦引发了国民党的警觉，因而将大量精力投入到限制共产党发展之中。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延安成为了无数中国人心中不灭的明灯。

“1939年，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边区的南部及西部边境实施了严密的封锁措施。短短一年间，封锁军力已扩充至四十万人，其中不乏由胡宗南亲自统率的、装备精良的中央军部队。”（剑桥）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与广州相继沦陷，随之而来的是战争性质及国民党统治区状况的显著转变。战局逐渐陷入胶着状态。特别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美国珍珠港的袭击发生后，国民党领导人预期西方盟国将能够击败日本，无需中国再作更多牺牲。毕竟，中国已独自与日本交战四年半之久。因此，他们对与日本人的战斗，相较于遏制共产党，显得不那么全力以赴。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力量和地域控制，预示着战后国家统一与稳定的阴影。然而，最为关键的是，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意识到，自己正陷入一种看似无法逆转的军事、经济、社会及政治的衰退之中。这种衰退，直至1945年，将政府推向了虚弱和衰败的边缘。”“众多非中央军指挥官纷纷选择投靠日本人。1941年，共有12位将军叛逃，1942年增至15位，而1943年则达到顶峰，多达42人叛逃。五十余万军队随这些叛逃的将领一同离去。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来保卫其占领区域，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剑桥）

自1941年起，得益于美国顾问的指导及通过缅甸封锁线输送的援助物资，蒋介石成功组建了一批现代化的独立军力，包括军和师级单位。然而，尽管当时声称拥有500万之众的中国军队，其中多数士兵却因训练不足和士气低迷而显得力不从心。（伊佩霞）

在此期间，共产党展现的情形与国民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战争伊始，指挥官们倾向于采取机动战术，然而毛泽东却坚决主张缩减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规模，将他们分散为若干小队，以此作为战斗、扩充军队、政治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中心力量。”“对日军而言，这些举措宛如无数细小的创伤——虽痛楚、出血，亦可能成为感染的源头。在乡村，几乎无处是安全的避风港。据日本资料记载，当野战部队的指挥官们试图剿灭抵抗力量、恢复行政秩序、征税以及为更高效的经济开发占领区做准备时，他们的怒火愈燃愈烈。抗日游击战并非仅能以赢得多少战役、造成多少伤亡、占领多少土地等传统指标来衡量。正如毛泽东多次强调，还必须从政治和心理的角度进行评估。鉴于中共在战争期间的合法性建立在爱国主张之上，因此有必要采取足够的军事行动来维护其信誉。此外，军事上的胜利对于赢得‘基本群众’的支持、说服摇摆不定者认清形势，以及使反对派保持中立，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剑桥）

“在延安初期，中共致力于加强党的、政府的、军队的组织建设，与国民党如出一辙。这一时期，中共党员数量激增，从1937年的约四万人增至1940年的八十万人。这既是由于中共不断吸纳新党员、寻觅人才，也得益于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尽管共产党所辖区域民生凋敝，但士气却异常高昂。延安在那时似乎已成为许多中国人心中的一盏明灯。”“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中国虽在名义上被视为同盟国的‘四强’之一，但至少在纸面上如此，开始获得军事援助和巨额贷款。这些物资，包括军事装备和燃料等后勤补给，都是通过印度飞越重重山脉运来的。这些援助大部分都流向了当时被视为中国唯一合法政权的重庆国民政府。而延安的共产党只能依靠自制的简陋武器，或是从袭击日军中获得的战利品勉力维持。在环境的压迫下，共产党借鉴江西苏区发展出的群众运动技巧，精炼游击战术，并在日军封锁线的后方建立了无数的根据地。”（史景迁）

毛泽东的诸多经典著作均诞生于延安岁月，这无疑为延安这座革命圣地增添了无限荣光。在实践中，毛泽东高度赞誉农民为最真实的群众基础，并创立了一套“群众路线”的指导思想。“民众的支持对于共产党取得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侵略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伊佩霞）共产党人的胜利似乎命中注定，这是在科学战略思想和严密组织方法指引下取得的成果。

豫湘桂战役令国民党方面承受了一场极具破坏性的重创。

1943年岁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初现。然而，在中国，1944年4月至12月间爆发的豫湘桂战役，亦称一号作战，却暴露了国民党积弊已久的诸多问题。此次国民党军队的惨重失败，不仅使国民政府的形象急转直下，亦严重挫败了美国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支持国民政府成为“四强”之一的战略意图。在此背景下，美英两国寄希望于苏联出兵加速对日作战。他们背靠中国，以中国利益为筹码，与苏联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议，从而在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中埋下了历史性的变数。

“日本的一号作战给国民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一事件不仅让所有中国民众，也让全世界见证了在过去的七年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与政府已沦落到何种惊人的境地。”“尽管1944年下半年，盟军在缅甸战役中迎来了胜利的高潮，并重新打通了通往中国西南的陆上通道，但这些胜利，尽管是在美国战术指挥和美国、英国军队的参与下取得的，却不足以弥补国民党在其他战场的损失，亦无法挽救其受损的声誉。”“在1944年和1945年，一号作战以及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之间的最终冲突——这场冲突最终导致史迪威被召回国内——将国民党的诸多不足暴露无遗，而中共则在此期间重拾生机。”“（共产党武装）在一号作战中虽然失去了部分地区，但也在这些地区开辟了大片的新的根据地。”（剑桥）

1944年新春伊始，日本悍然发起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在这场激战中，中国军队英勇迎战日军，图中所见为中国守军的机枪阵地，映照出战场的残酷与英勇。

苏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对日作战；苏联收回沙俄时期割让给日本的全部领土，包括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苏联有权租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并享有大连商港“国际化”带来的利益，以及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特殊权益。这三个决议为战后中国埋下了无穷的后患。（史景迁）

“日本人在中国维持了约100万人的庞大军队，这一事实对最终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史景迁亦持有相同的观点：“中国在战争中所做的最大贡献，关键在于其成功牵制了大量日本正规军”。

但是，纵观整个战局的发展过程，则不可否认，国民党军队越战越弱，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越战越强。史景迁在谈到国共实力转换时说：“……美国人，包括史迪威将军在内，都被国民党军队所实施的征兵制度，以及被绑在一起送往前线那些光着脚丫、衣衫不整的士兵震骇不已；这些士兵因为患有脚气病或是营养不良而濒临死亡。即使处决了征兵官员（有时还是由蒋介石所下令），也依然有滥征。根据估计，一九四三年所征召的一百六十七万人当中，有近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在前往部队途中逃亡或死去。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八年抗战中，在赴战场之前就已经死亡的新兵总数约计一百四十万人，换言之，每十名新兵就有一人。”“面对重庆政府这种惨况，难怪美国官员要转而寄望于共产党的延安边区政府。”“魏德迈将军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攻势之后，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首度向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计划，提议重组延安的三个步兵团，共计五千人的兵力，并且由‘美国物资供应局’（American Services of Supply）提供共军所需的军备，而这些军队则由十名联络官襄助的美国指挥官指挥作战。这些军队的活动战场位于国民党的统治区内，亦即陕西南部或中国西南地区。蒋介石以地方百姓对共产党抱持敌意、此一计划终究会失败为由，否决了魏德迈的计划。”“对于美国的变卦，中国共产党虽然深觉失望，但并不感意外。共产党向来就是独力作战。共产党人一方面向外界传达他们呼吁组织联合政府、团结全体中国人的主张，并在延安根据地欢迎络绎不绝的外国访客和新闻记者，另一方面他们亦决心有系统地耕耘农村群众对共产党的向心力。”“共产党员人数至此成长为一百二十万人，八路军与新四军麾下共有军队九十万人”。

延安经验播下了毛泽东胜利的基石。

美籍华裔学者徐中约教授，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翘楚，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他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不仅成为英语世界以及海外华人社群中深受欢迎的巨著，更在欧美及东南亚地区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之作和销量极高的学术教材。1978年，该书荣幸地被收录进牛津大学出版社为庆祝成立五百周年而发布的数十部名著之中。众多学者一致赞誉，此书能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界限，以公平、公正、客观、冷静的视角审视历史事件的发展。鉴于该书与前三部著作在内容上有诸多相似之处，此处不再赘述。然而，书中“延安经验与外国的观察”章节，其深刻见解尤为引人注目。

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至1945年），毛泽东与中共迎来了极为宝贵的一段时光，得以整顿党和军队，动员民众，并创立全新的社会、政治及经济体系。毛泽东正处于创造力的巅峰，他巧妙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及革命实践的具体需求相结合。因此，延安的经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正是在延安这片热土上，播下了毛泽东最终取得胜利的种子。

“外国记者普遍对国民党抱有反感，而对中共则倾心不已。尽管部分访客携带着对红色中国的固有偏爱而来，但整体而言，他们代表的是各自独特的政治立场。共产党所展现的活力、希望、真诚以及对民众的深切关怀，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毕恩来将国民党的‘封建中国’与共产党的‘民主中国’作了鲜明对比。美联社记者斯坦恩将重庆称为‘充满哀怨的城市’与‘一场噩梦’。从延安至重庆的旅程，在他看来，就如同‘从中国的一个世界踏入另一个世界’。《时代生活》的白修德则描绘延安人为中国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强壮与健康’。而在1943年，合众社记者福尔曼则评价红军战士为‘我所见过的营养最为丰富的部队’。”

◆迪克西使团成员身着所赠土布军装，于延安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八路军与民众如鱼得水”。

延安的历程在中共的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内部，它依据群众路线，开创了一套全新的社会政治体系，而毛泽东则创新性地为其革命事业构筑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外部，延安吸引了美国军事观察团、国务院的外交官以及美国总统的特使前来访问，同时，众多外国记者也纷至沓来，进行采访报道。实际上，延安已经获得了一种半国际化的认可。至1945年，延安已掌控十八块根据地，总面积达百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一亿。延安拥有百万党员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武装力量。

综观前文所述，不难发现，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国民党在防御阶段的正面抗击，构成了抗战初期的核心战场，其功绩不容忽视。无数国民党将士，尤其是基层官兵，所展现出的坚韧不拔的抗战意志，理应被全体中华儿女铭记于心。然而，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政权逐渐与广大民众离心离德，导致其在战斗中愈发力不从心。相较之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地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秉持“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理念，实力逐渐壮大，最终成为了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