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陈伯达披露：自己失败的实际原因

“文革”中，陈伯达与林彪在天安门

陈伯达晚年文章见《读书》。

陈伯达于1970年10月18日不幸被捕，至1980年11月20日，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一同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公众的审判。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陈伯达在晚年创作的《求知难》一文，竟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上得以公之于众。

即便署名“纪训”而非其本名陈伯达，这样的行为在当时亦属罕见！要知道，《读书》杂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一份极具影响力的知识界期刊，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享有极高的声望。而当时，身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16名主犯之一，陈伯达正身陷囹圄。

他的政治地位已被剥夺，怎能随意公开发表文字？实际上，就连陈伯达本人也未料想到会出现这种局面！

既然《求知难》并非陈伯达直接投稿至《读书》杂志，那为何《读书》杂志会刊发他的文章呢？

周扬与陈伯达关系紧密。

回溯至1982年4月22日，这一事件的序幕正式拉开。当日，两位陈伯达的至交好友，在公安部门的特别许可下，得以前往探望陈伯达。在这两位好友中，有一位与周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久前，这位好友曾拜访过周扬，并提及了陈伯达的名字。周扬对此表示，若有机会，他衷心希望能与陈伯达一晤。鉴于当时周扬与陈伯达直接接触存在不便，他便委托这位好友转达了他的诚挚愿望……

周扬，本名周起应，系湖南益阳人氏，与陈伯达年纪相差四载。两人于1937年春季在上海初次相逢，随后先后抵达延安，并在那里共度了一段相知相惜的时光。新中国成立之际，周扬跃升为我国文学界的翘楚，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要职。虽然陈伯达并非其直接上司，但职位却始终略胜一筹。他们曾在北京中南海毗邻而居。然而，由于各自公务繁忙，两人之间的交往并不频繁。

在他们的职业交往中，一段关键的对话发生在“四清”运动时期。当时，毛泽东对周扬所负责的文艺工作产生了不满，在与陈伯达的对话中，毛泽东提及了周扬，并暗示希望他能够“下放”——即前往农村。考虑到这次谈话是在毛泽东与陈伯达之间进行的，陈伯达也对周扬的下放问题表示了特别的关注。

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周扬身为“四条汉子”的领军人物，遭受了迅猛的抨击。陈伯达，当时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亦曾对他进行指责。在文革的早期阶段，周扬便陷入了困境。之后，陈伯达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第四号人物”，事业达到顶点。但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受到了批判，自此淡出了政治舞台。不久，他也步入了周扬的后尘，同样身陷囹圄。

然而，伴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周扬重获新生，再度执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要职。至于陈伯达，身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16名要员之一，他最终还是站在了历史的审判台前。

在“文革”前夜，由于时代所限，周扬在文艺界推行了一些偏向“左”倾的政策。这包括发起了针对“胡风”、“右派”的斗争，以及批判所谓的“丁、陈反革命集团”——其中“丁”指的是丁玲，“陈”指的是陈企霞。然而，在复出后，周扬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真诚地对因他过去的错误批判而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文艺同仁表示歉意，从而赢得了文艺界的普遍尊敬。至于陈伯达，他并非当年周扬错误批判的对象，而是因犯下重大错误而成为严重罪行的罪犯。那么，周扬为何会对陈伯达产生特别的关注呢？

陈伯达：垮台因江青冲突

周扬通过相关渠道获取了陈伯达的资料，随后决意与其进行一场面谈。面对周扬提出的会面邀约，陈伯达毫不犹豫地即刻答应。

翌日破晓，陈伯达向邻近寓所的公安同志提出了会晤周扬的恳请。其请求即刻得到了积极响应：当日午后，公安同志传来喜讯，经上级批准，他得以与周扬实现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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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周扬赴陈伯达寓所探望造成诸多不便，故此决定请公安部门派遣专人随行，负责将陈伯达安全护送至北京西单绒线胡同附近的安儿胡同周扬府邸。会面时间定在当晚七时整。

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回忆道，那是一个黄昏六点二十分的时刻，公安部门派遣了两名工作人员，并驾驶一辆轿车前来迎接陈伯达。夜色渐浓，当陈伯达回家时，他的面容中透露出一丝愉悦，却也难以掩饰旅途的疲惫。第二天清晨，陈伯达的起床时间比平时略晚。醒来后，他向儿子详述了前一晚的经历。陈晓农意识到，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会面，于是立刻着手记录下来。

周扬感慨地说：“若非你后来官至显赫，境遇恐怕将迥异。《红楼梦》中曾有言：‘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难以忘怀！’你未能及时抽身退步，直至地位攀至高峰，在推翻陶铸之后，更是跃居至第四高官的位置。”

陈伯达自述：实情是，我并非出自本意。周恩来总理曾三次与我进行商议，力邀我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职，但我每次都礼貌地拒绝了。总理最终语重心长地说：“你身为我党一员，难道中央就不能为你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吗？”面对总理的真挚诚意，我无法再推脱，只能应允。至于排名第四，最初在调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时，我是排在总理之后的，我对此持有异议，并向主席表达了我的立场。主席提笔将原本排在最后的陶铸同志的名字调整至我的前面，并询问我是否满意。至于陶铸同志后来的境遇，那是后续发生的事情。

周扬感慨万分，他道：“自从我被囚禁于牢笼之中，起初还能从广播中偶尔听闻你的名字，但不久便音信全无，直到听闻你遭遇不幸的消息。我心中悲痛不已。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里，你承受的指责最多，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在讨论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几位同志为你仗义执言，我也略尽绵薄之力，但主要的发声还是那几位同志。如今，对你的待遇已有改观，给予了一些特别的优待。”

“我曾拯救过毛主席！”最初将他拘禁的场所环境相当艰苦……或许是因为我的话语传达到了上级耳中，不久后，我便被安置到了三层楼上的住处，那里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周扬回忆起在阜平的那段时光，不禁感慨：“我原以为毛主席曾遭遇极大的危险，却万万没想到，是您英勇挺身，拯救了毛主席的生命。”

陈伯达坦言，其覆灭之因，主要肇始于与江青的深刻分歧。在庐山会议期间，他曾向周恩来总理透露过这一情况。江青不止一次图谋远离毛主席的左右。

周扬指出，在庐山时期，你曾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建议，如今这一立场似乎依旧未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你，所期望的国家主席人选是林彪。

陈伯达表示：“我未曾提及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之事，我所做的是向毛主席提议由他担任国家主席。”

周扬：写什么？

陈伯达透露，他近期主要致力于搜集有关经济议题的资料，并已撰写数篇探讨文艺领域的文章。您是否注意到了这些作品？（具体提及了数篇文章的标题）

周扬：我没有看到。

陈伯达如此说道：“我愿向领导提出建议，请其审阅涉及文艺领域的文章。若日后我有幸重获自由，恳请您在我主持的文联组织中赐予我一个位置，或许我可以协助整理资料，对此我自信能够胜任。踏入文联的殿堂，我自当贡献自己的力量（即创作），而这几篇文艺作品，亦是我对您的一番心意。”

周扬：待会儿再说。

《读书》载《求知难》内容

在陈伯达与周扬的交谈中，他提及自己撰写了数篇涉及文艺领域的文章，并好奇地询问周扬是否已有所阅读。他逐一列举了文章的标题，其中便包括《求知难》。周扬坦诚地表示，他尚未阅读这些文章。陈伯达随即提议，将文章送呈周扬审阅。他迅速行动，将涉及文艺的数篇文章转交给了周扬。陈晓农回忆说，不久之后，北京市公安局安排了一次罕见的春游活动，目的地是香山，这对于陈伯达来说实属难得。陈晓农还补充道，1982年11月的一个日子，那两位昔日的访客在公安部门的允许下再次造访了陈伯达。在会面时，一位与周扬相识的朋友从包中取出一本杂志赠予陈伯达。这本杂志是上个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读书》杂志，其中收录了《求知难》，署名为“纪训”。

那位友人简洁地告知他，《求知难》一文在经过周扬的审阅后得以顺利发表。在漫长的一个月等待之后，两位老友再度造访，这才向陈伯达娓娓道来《求知难》得以面世背后的曲折历程：自陈伯达向高层提交申请以来，《求知难》等文章便辗转至周扬手中，深受他的青睐。不久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总编辑、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在拜访周扬时，也得以一睹陈伯达这些新作的真容。尽管黎澍在70年代末曾发表过多篇批判陈伯达的著作，但他与周扬持有相同的观点，对陈伯达的新作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在逆境中，众人对我的离去纷纷避而远之，这种风气殊为不当。在此，我由衷地感激周扬，以及那些在文章发表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同事们。”